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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米资本谷懿:中国创业者不必对创新有执念

作者:刘皓琳 时间:2016-09-07 0

2015年秋,印象笔记(Evernote)前中国区总经理谷懿离职。她如今轻描淡写地说,已经在北京待了三四年,想做些更新鲜的东西。谷懿现在的身份是和米资本(Hemi Ventures)管理合伙人,被问到喜欢投资什么样的公司和人时,她递过手机向我展示和米资本的官网。官网设计简洁,最醒目的一行写着“Invest in the rebels(投资叛逆者)”。

和米资本专注于硅谷早期前沿科技的投资,投资范围包括深度分析、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太空、机器人等可能有大增长的领域。“这项技术要么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产业,要么能让旧产业有更大的增长”,谷懿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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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图为谷懿[右三]与创业者们)

她的常态是奔波于硅谷和中国之间,她说去硅谷是为了寻找“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她观察到,美国的创业公司正在越来越早期的阶段就将目光投向广大的中国市场。“之前包括Evernote在内的一些公司,进入中国时已经颇具规模,来中国只是想再增长一点用户。但现在的很多公司在早期还在琢磨商业模式的时候,就能把中国这个大市场放在议事日程上。”

谷懿认为,中国目前和硅谷的差距主要在想象力。她对“身怀绝技的疯子”型创业者青眼有加,而她将这类人才的产生归结于一国的教育制度。我问,教育制度短时间内没法改变太多,那岂不是说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短期内绝对不会出现硅谷那么多想象力。谷懿不迟疑地说,那就去合作,去拿来嘛。她说自己是“全球主义者”,认为中国不必对“自己创新”有执念。“中国有市场,可以去跟别人的想象力合作。我们没必要把自己放在‘别人有,我也要有’的状态,而要想‘怎么把别人有的东西拿过来,让我自己用得更好’。”

“中国的创业者如果认不清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还是想着方方面面都自己来做,耽误了时间和机会,那才不值得。”

在自主创新口号响亮的中国大陆,“非典型中国投资人”谷懿站在全球视角,似乎给出了一个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

以下为经过整理的访谈记录。

问:你说去硅谷是寻找“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找到了吗?

答:过去四五年中国市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非常不饱和到非常饱和的转变。不只是中国有增长的问题,美国也有。当共享服务和移动互联网都进入平缓的阶段,所有的大公司小公司都在想到底下一个增长点会是什么。因此我们看到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成立了很多新部门,所有人都在找答案。没有人有确定的答案,但这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非常好的时机。

我陆续看了一些公司,目前我觉得答案可能是人工智能。硅谷一开始是由芯片硬件驱动的,后来变成由软件驱动,到今天,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软件。这是个有意思的答案,然而是不是真的答案,要等五年十年才能知道。

问:你本人以及和米资本现在做的事情有什么特别之处?

答:站在公司的角度说,我代表中国的投资人,希望能把硅谷的公司在更早期的时候,和中国的产业或者合作伙伴结合起来。不是说公司必须来中国市场,而是说他们应该知道中国市场意味着什么。可能有些公司不适合来中国,有些非常适合。那么怎么入手,跟谁合作,应该瞄准什么样的方向?这是我的基金很不一样的角度。

我愿意在早期给这些公司建议,更早地把机会呈现给他们。例如深度学习公司Skymind现在尚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公司还不到10个人,但团队已经来过中国很多次,见客户、做演讲,这对公司未来会有很大帮助。他们很惊讶于中国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他们发现中国人愿意学习新的东西,谈判推进很快。我觉得这和中国在过去四五年的创业和行业发展速度是密不可分的。

在很多技术和技术的应用方面,中美是处在同一起跑线的,甚至有时中国更快些。以前很多大公司进中国,只是想让业务再发展一点。但现在的公司在早期还在琢磨商业模式的时候,就能把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市场放在议事日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能通过投资帮他们做得更好的地方。

问:和米资本“投资叛逆者”,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答:首先,我希望投资天才的公司,因为前沿科技需要更多天才型工程师。很多公司的创始人没有好好上大学,想自己做些事情,发现有商机就成立了公司。所以创业者本身要身怀绝技,但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是疯子,在别人都不相信他的时候,或当他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也愿意付出一切努力去实现想法。这是我想投资的人。

我在斯坦福上过的一门课这样讲,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stick mind,认为所认知的世界就是这样,固守自己的领域,不太想知道不确定的东西;另一种是growth mind,认为所知道的有局限性,愿意学习不了解的东西。作为科技行业的一份子,应该永远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永远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这世界上一定会有很多新东西,这时并不需要你的天资,而是需要你努力学习新事物的意识。我们投资的公司和创始人都是growth mind,虽然他们已经很厉害了,但他们知道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愿意去学习新东西,付出很多努力,让它变成自己擅长的东西。 这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个普遍特质,可能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适合创业。

问:从目前看来,你有没有觉得这种“心态开放的身怀绝技的疯子”更多出现在美国而不是中国?

答:我觉得是因为教育。教育应该支持更多元化的发展,比如高考是固定正确答案的,但世界上很多东西是没有固定答案的,一定是靠自己努力才能得到答案,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中国的教育应该鼓励百花齐放,创业和做公司也是一样。你做的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没必要找到固定的答案,只要付出全部努力就好。中国在教育体制上的改革没有那么快,教育和市场是脱节的。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真正差距在想象力。我们从小到大经历的是一个有正确答案的世界,没有人鼓励我们去想象,疯狂地想象。当今天我们有想象的空间,创业能拿到很多资源和支持的时候,我们做得不够好不是因为能力没达到,而是想象没有达到。很多伟大的有想法的公司在美国诞生,并不是因为他们敢做,而是因为敢想。中国现在缺的就是这类人。今天如果有一个公司或服务能够让想象力提高,会对科技圈和国内产业圈有很大帮助。

问:中国的教育制度短时间没法改变太多,可否理解为在可预见的短期未来,出现不了美国那么多前沿科技公司?

答:所以去合作嘛。中国有市场,可以去跟别人的想象力合作,不用在这个上面争。我们没必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别人有、我也要有”的状态,而应该“别人有、我怎么拿过来、让我自己用得更好”。

这就是拿来主义。中国现在有实力,有足够的市场和资金去拿来,比起之前没有实力、买不起或对方不愿意卖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在业界已经发生了,比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海尔买下GE的股份。只不过我讲的拿来,更多是在对方很早期的时候,付更低的价钱拿来。世界应该是我们的想象力源泉,要拿到中国来,为我所用,创造更好的产品。

日本的企业已经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基本上所有日本大车企在旧金山都有自己的研究室和实验室。他们接触很多小公司,一旦发现好的马上就合作生产。但如果想做到更大更好,前提是要尊重别人的想象力。

问:但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创新有执念。

答: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如果是因为什么都想自己做而耽误了时间和机会,那才不值得。

中国的竞争环境很激烈,所以很多人觉得必须自己面面俱到,才能把事情做好。 但在世界层面,别人更尊重的是知识产权和产品的完美。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做很多。比如,中国自己的工厂能否做到精益求精,降低成本,实现自动化,降低人力成本?

若给中国式“拿来”下一个定义,应该是把世界上的想象力都带到中国来,重新包装,提供给中国和世界的消费者。

问:如今,国外公司进入中国时的关注点与几年前有何转变?

答:抄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考验国外公司的是,他们到底是否了解中国用户和他们的需求,能否很快用产品去满足这些需求。Evernote当时在产品和市场方面做了很多基于本地的改变,比如和微信合作。当时我们没有和任何聊天应用合作过,微信那时也只有几千万用户,但后来证明这个合作对Evernote是一个很大的突破,Evernote甚至因此考虑是否和更多聊天应用合作。这就是近几年硅谷的公司开始学到的。

(注:图片由谷懿提供。实习生黄子君对本文亦有贡献。作者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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